近日，南京林业大学一年半内劝退49名学生的消息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据悉，该校在2014年下半学年劝退了18名学生，2015学年劝退了31名学生。而在2016年上半学年，该校又劝退了18名学生。有关教育专家认为，南京林大严管在校学生的做法，是对中国大学教育之前广泛存在的“严进宽出”模式的撬动和纠偏。(光明日报 10月10日)

其实，南京林业大学并不是第一所“劝退”学生的高校，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被“劝退”的新闻屡见不鲜。虽然这一机制曾引发较为广泛的论辩，但出于对前几年高校扩招、教育质量下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等恶性循环的痛切感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和支持高校实行淘汰制度。

本科高校在逐步实行淘汰制度，那么，高职院校是否也应该效仿这一制度呢?答案是肯定的。众所周知，高职院校目前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尽管各种统计表明高职教育就业率不输普通本科，但在就业质量与社会认可度上，高职教育难掩人才培养质量上的“短板”。高职建立“末位淘汰”制度， 实行“严出”，有利于维护高职的社会信誉，创立高职品牌，促进高职发展良性循环。

高职“宽进”大势已定

当下伴随着生源刚性锐减成为趋势和常态，高职教育发展已进入平衡期甚或衰减期，僧多粥少的局面突显，高职教育面临重新“洗牌”。在政策“阀门”拧紧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高职教育由准入式发展向汰劣式发展转型已不可免。应对危机，国际上高职教育普遍采用“宽进严出”，而我国高职教育实行自主招生入学、注册制入学，已将入学之门敞开到不能再“宽”的地步。可见，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事实上已形成了“宽进”。

诚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宽进”也是一把“双刃剑”。“宽进”的政策如果定得好、用得活，可以为高职院校赢得优质、对口、充裕的生源，但如果缺乏制度约束和必要的监督机制，则很容易会产生“敞门放水”、滥发文凭、自毁高职声誉的现象，重蹈中职盲目取消入学门槛、贱卖学历的覆辙，进而陷入生源质量差、育人质量低、社会认可度低的恶性循环。

扩招后高职人才培养面临的窘境

前几年规模上的快速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职教育自身的短板问题，甚至被招生规模上的亮丽成绩单所掩盖。无论是“双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还是校企合作，这些老生常谈却事关高职发展的核心的、根本性的问题，到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高职院校。

先说实训基地建设。一些非示范性工科专业需要大量的实训设备保障学生实训要求，但由于招生规模的过快增长、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以及其他融资渠道的缺乏导致了高职教育经费的普遍缺乏，这样学校只能象征性建设。如汽车检测与维修就是买两台破车完事，这样的实训条件怎能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资源不足是一方面，而分配上的不均衡也比较突出。多数院校为没有资源而忧心，而个别示范校有了充足资源，却“好钢没用到刀刃上”。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指出，当前高职教育投入不均衡，总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些示范和重点的高职院校存在乱花钱的现象。

再说“双师”培养。近几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师比明显偏高，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在一些师资比较紧缺的高校，生师比有的竟然达到30∶1的程度。高校生师比过高，往往导致同课程的班级规模过大，上百人的课堂随处可见，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如此高的生师比明显不利于教师集中精力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幅增加，教师疲于应付，根本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教学质量、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技能的深化学习。与此同时，为了补充师资的不足，高职院校大量招收新老师，而新补充的教师大多缺乏教学经验，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技能训练。真正能够独当一面、胜任教学需要的“双师型”教师屈指可数。没有数量可观的“双师”教师，高职院校教学质量难免“短斤少两”。

再看看校企合作。当下，还局限于校企之间的个体合作，缺乏具体的法律、政策规范，少数实力强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而许多高职院校举步维艰。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无暇顾及高职院校的诉求，碍于情面跟高职院校搞个仪式、签个协议、挂个牌牌了事，难以保证实习效果。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高职院校经营、管理上的短视。观察一些办得好的高职院校，往往背后有有理想、有头脑的管理者。相反，一些高职院校管理者缺乏对学校的宏观把握、办学定位模糊，盲目跟风，缺乏明晰的办学思路，办学质量不高，坐失学校发展良机。

“严出”势在必行

当下，“宽进”已成为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招生现状，高职离开了门槛限制，再加上“宽出”，这种模式培养出的毕业生，能得到社会认可吗?既然大家担心“宽进宽出”，而“宽进”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为何不对“宽出”做出改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职业学院和社区学院普遍实行“宽进”的招生模式， 给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入学后严格把关，用高淘汰率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宽进严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

在国外，高校学生的淘汰制度已成体系，具体的操作亦已比较成熟。然而，这一制度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还有待逐步摸索。在高职院校实行“严出”，决不能变成简单的“淘汰”，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作为保障。具体来讲，实施“严出”至少应该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建立淘汰制度很有必要，但我们并不希望会有学生因被淘汰而不能顺利毕业。换句话说，淘汰学生不是学校的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旨在约束学生的学习行为，督促他们按时保质完成学业，进而提高育人质量。所以，学校不能仅仅只行使严把出口关——对学生管理的权利，更要履行好高校自身为学生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的义务，如建立有效的过程监控机制，包括要求教师工作负责、保证课程设置合理、设立中途警示制度，等等。不得搞“钓鱼执法”，等到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时才告知学生、淘汰学生。从某种意义上，教育尽责是实施淘汰的前提和基础，更应优先得到重视。

二是处理好统一标准与多元成才的关系。什么样的学生才算合格、才能毕业?各个学校的具体标准可能各不相同，但实行学分制已基本成为共识，末位淘汰也逐步被认可。这就要求学校必须建设足够丰富的课程资源，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自主选择研修内容，走多元成才的道路。另外，学校还必须处理好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设置好“前修课程”与“后修课程”的衔接关系。在课程设置上要尽量减少必修课的比重，适当增加选修课。课程设置要分层次、模块化，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为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分制创造条件。

三是处理好严格执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制度一旦建立，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会变成一纸空文，不仅无法继续执行，而且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只要学生没有达到学校规定的学业标准，就必须严格执行“淘汰”制度。但是，对于怎么淘汰、淘汰后怎么办等问题，则需要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科学处理，切不可简单地一开了之。实际操作中，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余地，如留级重修、缓发毕业文凭、转学其他专业等，这样，既维护了学校教育的权威，同时又挽救了学生，堪称双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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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进严出”的瑞士大学

如德国和法国等邻国一样，瑞士的大学教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宽进严出”的培养风格。 瑞士本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任意申请入读瑞士国内的12所大学。在专业选择上，无论教育部门还是各大学均不设遴选机制，对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照单全收”。

热门专业收录的学生人数众多，但由于设定了极为严格的考核体系，故淘汰率也是出奇的高。有一些专业的淘汰率甚至高达60%～70%，即大一入学时可拥有300～400名学生，而大一结束时则只能留下100余人。

当然，被淘汰并不意味着被开除，在这一点上瑞士的大学比较人道。被淘汰的学生通常被默认为“不适宜学习该专业”而被允许重新进行一次专业选择，当然此前的一年学历就作废了，要从头开始学习新专业。但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也就是说，若学生已经因成绩不佳而被淘汰过一次，就要确保调换专业后不能再被淘汰，否则就要退学，并且以后也只能进入比本科大学低一级的高专院校读书。于是，那些拿了“黄牌警告”的学生在重新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再一味扎向热门专业。宽进严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瑞士大学在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两个维度上的兼顾。

结语

实行淘汰制度，大批劝退差生，的确能起到提升教学水平和毕业生素质的效果。但“严出”不能只让学生买单，“严出”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是对某个点卡得比较严。所谓的“严”，应该体现在整个学生培养链条中，以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上。比如严格考核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教学水平；不断优化大学课程，提升教学效率;严格把关学生实习的水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等等。高校只有在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做到从严管理，才能不断优化教学质量，真正做到“宽进严出”。我国高职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走“严出”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哪些高职院校率先举起了“严出”的旗帜，就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