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读不是监狱,你们没必要追得这么紧,问得这么多,管得这么严!”“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不要总是问这问那,我学习就是了!”“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走弯路对我来说也是体验、成长!”我与妻苦口婆心地与儿子“谈心”,却演变成彼此的“冲突”,儿子气愤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儿子的这番话,我始料未及,难以接受,却又无法辩解。我很伤心,每天的接送,每天的提醒,换来的是儿子内心的不解与抗争……“谈判”在持续,时针指向午夜11点,时间似乎平抚了各自的情绪,最终我与儿子站在各自的角度做出让步:我要克制接送路上或回家时的“唠叨、叮嘱、提醒或建议”;儿子则表示在自我的规划与框架里,按自己的方式度过复读的时光。
事后,我进行了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急躁?是的,儿子基础差,选择复读经历了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作出复读的选择实属不易。可自己呢,高关注演变为高忧虑,一旦看到他拖拉,就想指正;一旦听到他考试成绩进步不明显,就会心急如焚想“说教”;一旦得知或发现他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就武断地想据理力争;一想到自己每天早6点晚10点的送与接,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高考,我心里就有着异常的烦躁与敏感,担心一年的时光会付之东流,担心高考出成绩刹那间的苦恼,担心一年的辛苦付出与自己面子间难以揉和的矛盾。一系列的想法与儿子2016年高考的失利结为一体,加剧了我作为一名“高四”复读生家长的焦虑与管教:催促儿子起床做作业,催促儿子抓紧时间洗涮,催促儿子把弱科赶上,催促儿子多读、多写、多记……难怪让儿子产生了“按家长的框架、任由家长摆布”的误解,让他感受到生活与学习是家长的意志,缺少自我,更缺失了自信。
思来想去,我对儿子一系列的催促,都是基于我自己,根本没真正走进他的内心深处,与之交流,与之协商。我的这些个“好心”,大多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谆谆教导”,缺少彼此的沟通、尊重与理解,更谈不上朋友式的谈心了。我也努力反问自己、叩问内心:你会做家长吗?你的问题出在哪?应该怎样改进?
当我读到11月24日《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父母课堂”版刊发的《为什么孩子一回家就把门关上》一文,我顿时有种豁然开朗之感。正如文中所说,“关门其实是孩子的一个表情,表达的是‘别理我,我不愿意跟你说话’的意思”。“孩子为什么要关门?因为在家里的对话中,父母往往成了道德的评判者、喋喋不休的说教者、永远正确的建议者,这使对话充满了说服、威胁、控制与建议。”特别是“永远正确的建议者”一句,像利剑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房!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一旦看到孩子达不到自认为的“理想状态”,就要指正一番、说教一番,却没有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他是怎么想的,他想得到怎样的精神安慰,他是否要你听听他的初衷与建议呢?可是这些,我想都没想,只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灌输式传递给儿子,只有这样,似乎才得以心安。
就像这次上升为“冲突”的谈话,要不是听到儿子发自心底的抗议与怒吼,我真意识不到自己的失误。我以为这次谈话事出有因:儿子昨晚回家带回同学手机充电,我认为他看手机耽误学习。儿子解释说:“帮同学忙,你们也管得太紧了。”我立时反驳:“学校明确不让带手机,你帮同学充电,也是变相帮同学玩手机……”其实,我的主因是怀疑他玩手机,这样的解释也显牵强。随后,儿子说出“以后我住校,免接送、双休别送饭”的气话,但第二天上学,他依然坐上了我的车子;晚上,我照例去接,他如从前一样坐上我的车子回家……
这次由“对话”上升为“发泄”的冲突,用妻的话说“打了个平手”,但从中我也听到了儿子的真实心声。儿子虽说过尽快“独立自主”的气话,但最终也没按自己气话走,显而易见他亦在反思,也在从彼此的角度认识、分析问题。当我把《为什么孩子一回家就把门关上》推荐给他,他默默地读完。
在我与儿子冲突后的第四天,儿子所在的学校召开家长会。他特意提示我阅读班报上张贴的“学生心语”。儿子的自我反思与规划写得很明确:没有恒心、缺乏毅力与自信、三分钟热度是缺点,并分科分类列出补救措施与计划,写上了对我们每天接送、每晚备热牛奶的感恩之语,特别是他自己“失败过,迷惘过,放弃过,复读只为不甘,为心中不灭的梦,加油!成为所有关心你的人的骄傲”的自我激励,让我重新读懂了一个经历挫折和成长的儿子。
这又让我想到了尹建莉的话,“强烈的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母爱如此,父爱亦如此。儿子选择高四不容易,我要做的就是走进他的心灵,进行朋友般、对话式的交流,一块与儿子分析、一道与孩子成长,不仅成为上下学路上的接送者、物质需求的服务者,更是要成为倾听儿子心声的精神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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