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考作为现代化教育背景下对艺术从业者遴选的核心环节，它反映的是国民对艺术的态度及报考者所投注在艺术基础事项上的精力、兴趣和感情。

　　从人本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有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但当下，在国内艺考生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加之强大的功利驱使，艺考已成为就业、生存或成功的门径，并有形成一哄之市的态势。

　　1905年，现代艺术的开拓者杜尚为躲避兵役，在法国里昂跟随其外祖父学习版画，按照当时的法律，律师、医生和艺术工作者可以免除部分兵役。

　　而对于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家）考核认定，杜尚本人有一段详实的记述可作参照：

　　评判人是由一些工匠组成的，口试是关于达·芬奇的几个问题，所谓笔试部分，则展示对印刷版画方法的掌握。（皮埃尔·卡巴内《杜尚访谈录》）

　　100年后，陈丹青讲述女儿在美国参加艺考的方式是：

　　陈述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写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试，带几幅平时涂抹，看看聊聊，就算录取了。（《南方周末》）

　　若借此来看，西方国家艺术招考的自由形式，百年相承，有增无减，相比之下，今天国内几十万的艺考大军除了人数上的增加，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一如既往地遭受曲折、无奈、麻木。

　　在小编看来，这种特定的遴选方式，会过早扼杀考生们对艺术的兴趣，而使之对艺术虔诚的态度也有所损耗。

　　在招考方式上，半个多世纪的素描、色彩、速写的科目及其标准依旧奉行，除了少部分学校为对接高校设计教育，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在素描、色彩前加上“创意”前缀，体现改革的姿态。

　　更有甚者，为减少操作程序，对考试内容直接进行无理由的简化：

　　如某美术学院2016年的本科招生考试中，将原来的实物写生改为画照片，而类似的方式在其他省份的美术统考中已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组织形式上，高额报名费的诱导和弥补诚信缺失所形成的集中考试方式，加剧了考生与家长的负荷，形成了新的问题。在社会学层面，艺考生绝对数量的“刚需”，也催生了培训、出版、画材、交通、住宿等产业。

　　在中国八大美院的周边区域，都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培训班和数以万计的考生，他们在备考和等待中成为这个庞大产业链中理所当然的买单人，但是，作为未来的国家公民和艺术从业者，谁为他们不可预知的前途和艺术的良知来买单？

　　以眼下来看，当艺考遇上春运，这些未来的“艺术工作者”既必须承受因为购票、住宿、饮食及严寒天气所造成的多重困难，又需要掌握不同的绘画风格技巧且遵循押题、找熟人、送礼等一系列艺术之外的社会套路，从而在艺术的纯粹性和现实的残酷性之间产生认识分裂，经历比高考更为复杂的煎熬。

　　试想，一个怀揣梦想的青少年，在艺术的起始阶段或许已经输给了残酷的竞争，他很可能因此而蜕变成比文化课考生更加成熟的“社会人”。

　　同“真正的艺术家，最好假设社会是不存在的”诉求相去甚远，更加无法企及“艺术家只向‘圣者的’的社会讲话”（歌德语）的职业使命。

　　虽然，每年的艺考都能看到一些细微的良性变化（如中国美院取消了英语单科线，天津美院加入了素质考察内容等）。但这些变化都是在“一刀切”式的既定规划下的局部行为，它不能改变艺术教育的现状，也无法跟进艺术和社会交互变化的复杂动向。

　　在中国现有的人口、就业、经济和文化生态下，教育决策者及其分管艺术的机构在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前提下，为避免变革的风险危及自身，多乐于维持原状。

　　在小编看来：

　　唯有以社会公共教育的多元形式，借助现代化的资讯平台，提升公众审美鉴赏，普及新艺术理念，深掘传统经典，从而“倒逼”艺术院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迫使其以“自救”的方式寻求优秀的教育资源和艺术养分，继而通过自身的不断尝试和努力，或有实效，从而弥补现代化进程中对艺术的再消费。

　　然而，新的问题在所难免，拨开迷雾尚需时日，权且以陈丹青“有改变就会产生新的改变”来寄望奇迹吧！